小佛寺遺址群出土的唐人壁畫。

毗沙門天王壁畫。

小佛寺遺址（即托普魯克墩佛寺遺址），位于新疆和田地區策勒縣達瑪溝鄉東南約7公里的荒漠土丘之中。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它很幸運地逃過了斯坦因等西方“文物大盜”的魔爪，成為目前我國乃至世界上發掘的中古時期最小的古代佛寺，也是迄今為止和田地區甚至是塔克拉瑪干腹地所發掘的最完整的佛寺建筑。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巫新華還記得2002年他率隊挖掘小佛寺遺址的場景。當時發現一座近4平方米的佛寺遺址，坐北朝南，門朝南開，北墻有一蓮花座佛，佛頭、雙手已失，袈裟濕衣貼體，具有典型犍陀羅風格，佛寺年代為南北朝至初唐。因為佛寺很小，不少人認為它是家庭供奉的佛堂。但巫新華認為，它應該是當地一組佛教建筑中的一員，可能是一座佛塔的底部，因為在小佛寺周邊，后來又陸續發掘出了2號、3號佛寺遺址。

和田古稱于闐，是佛教東傳中國的第一站，也是佛教中國化的起點之一。通過小佛寺遺址群出土的珍貴文物，能夠清晰地看到這一過程：以壁畫人物為例，從犍陀羅風格，到典型的“于闐面孔”，再到烏紗幞頭、圓領紅袍的唐人形象，這里面形象變化最大的，是毗沙門天王壁畫，它走出了小佛寺，走向東方，在一個更大的時空內，見證并參與了中華文明從多元凝聚為一體的生成過程，波瀾壯闊，意蘊無窮。

毗沙門天王即佛教傳說四大天王之中的北方多聞天王。巫新華介紹說，毗沙門天王信仰起源于貴霜王朝統治下的犍陀羅，《大唐西域記》與吐蕃文的《于闐國授記》中，均記載毗沙門天王為于闐的守護神，在當地非常受尊崇，唐朝將于闐所在區域先后命名為“毗沙郡”“毗沙都督府”。在佛教傳說中，毗沙門天王既是“戰神”又是“財神”。這種身份定位，對于需要武裝保護的“財富之路”——絲綢之路來說，毗沙門天王自然深受各城郭和商旅的歡迎。

唐至宋時期，毗沙門天王信仰盛行一時。唐人盧弘正在《興唐寺毗沙門天王記》中寫道：“雖百夫之長，必資以指揮，十室之邑，亦嚴其廟宇”，寫出了當時無論是軍人還是百姓對毗沙門天王的崇敬之情。盧弘正同時描繪了彼時毗沙門天王的模樣：“毗沙門天王者，佛之臂指也。右扼吳鉤，左持寶塔。其旨將以摧群魔，護佛事。善善惡惡，保綏斯人。”這個托塔的造型，已經跟剛傳入于闐時的模樣大不相同了。在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毗沙門天王也不斷中國化。

“宋以后，毗沙門天王與唐代大將李靖的故事融為一體，‘托塔李天王’家喻戶曉，完全成為中國化的神靈了。”巫新華說，毗沙門天王主要是從西北地區傳入中原的，其作為“戰神”，有護國護教的職責。而李靖也是初唐名副其實的“戰神”，“以騎三千，喋血虜庭”，滅亡東突厥，西定吐谷渾，一生征戰數十年，為唐王朝的建立及發展立下赫赫戰功，他的戰功大都發生在西北地區。于是，在民間傳說的推動下，印度來的“戰神”與大唐本土“戰神”實現了“合體”，融合成為“托塔天王”李靖，其“定妝照”完全符合中式審美：身披金甲，頭戴寶冠，右手持戟，左手托塔，不怒自威。雖然還能找到毗沙門天王的痕跡，比如《封神演義》中李靖晉升仙道后的居所名為“毗沙宮”，但毗沙門天王至此已經完成了中國化。

中國化的“化”，是一種化學反應，是一種精神領域的融合再造。如果能夠給歷史長河按下“快進鍵”，人們能夠看到一部氣象萬千而又蕩氣回腸的中華文明演進大片：絲綢之路西來，源源不斷輸入不同的文化：語言、服飾、音樂、舞蹈、飲食、宗教……尤如進入一個巨大的文化熔爐，中華文明得以不斷吸收世界其他文明區域文化營養，內核不變，體量漸大，又不斷通過絲綢之路對外輻射。

中國化何以發生？因為中華文明歷史足夠悠久、體量足夠龐大。作為世界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當其他文明一次次更迭甚至近乎歸零重來的同時，中華文明在不斷大浪淘沙、汲取營養，以旺盛的生命力持續生長，形成了五個突出特性：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充滿了感染力與生命力。

正是因為中華文明的感染力與生命力，眾多外來文明進入后，都有一個主動或被動“化”的過程，甚至是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數民族，最終都融入而成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而非另起爐灶。哲學家趙汀陽在《惠此中國：作為一個神性概念的中國》一書中引證了大量歷史材料和考古學的研究成果，提出“旋渦模式”理論，將中國從商周到清末這幾千年的生長方式解釋為有著強大向心力的旋渦。這個旋渦的向心運動不斷把中原周邊各個地方、各種文化卷入到一起而成為一體，而這個旋渦本身也因此變得越來越大和強勁，由此形成一個極其豐富的、巨大的時空存在。

“旋渦”何以實現？趙汀陽認為，中國旋渦的核心吸引力來自中國的精神世界，比如文字，比如“天下”觀。簡而言之，這個旋渦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為中原地區擁有當時最好的物質條件，還擁有最豐富的精神世界。

如此“旋渦”帶來的巨大向心力，使古代新疆地區“向東看”，成為必然。

“圣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這是《高居誨使于闐記》中的一句話，“圣天”即于闐國王李圣天，他原名尉遲僧烏波，自稱“唐之宗屬”，以李氏為姓，取名圣天。其實在公元912年李圣天開始執政時，唐朝已經滅亡5年了。當時李圣天派出的朝貢使團千辛萬苦到達中原，請求后晉冊封，隨后高居誨作為后晉使團副使，經兩年跋涉，來到于闐，冊封李圣天為“大寶于闐國王”。高居誨看到，于闐除了飲食上與中原存在差異外，其他無論是建筑、服飾，還是官職設置以及官員的姓氏，都保留著濃厚的唐風，“人物風華，一同內地”。

尉遲氏本為操古代印歐語系的塞人，他們與唐朝關系緊密：唐朝在于闐先后設毗沙郡、毗沙都督府，任命尉遲家族管理。安史之亂后，于闐王尉遲勝率兵勤王，并終老中原。當吐蕃攻陷河西走廊與西域后，尉遲家族仍忠于唐朝。9世紀中葉，敦煌張義潮率歸義軍起義，擺脫了吐蕃近半個世紀的統治，尉遲家族也在于闐舉起抗擊吐蕃的大旗，并與歸義軍結盟。李圣天還娶了敦煌歸義軍首領曹議金的女兒為后，兩人的孩子太子從德，自孩提起便留在敦煌接受儒家文化教育。李圣天受中原冊封后，于闐舉國欣喜若狂，連敦煌歸義軍也歡欣鼓舞。莫高窟第98窟李圣天的繪像，留存至今，見證著西域對中華文化的仰慕和認同。

值得一提的是，當信奉伊斯蘭教的喀喇汗王朝攻滅佛國于闐之后，以喀什為都城的喀喇汗王朝也是堅持“向東看”，其歷史記載中沒有向西邊阿拔斯王朝的哈里發政權朝貢稱臣的情況，依舊將自己保持在大中華朝貢體系之內，一直認為自己是“中國”的一個地方政權，對中原王朝以“臣”自稱。喀喇汗王朝的可汗常在自己名字前冠以“桃花石汗”，意為“中國的汗”。北宋元豐四年（公元1081年），喀喇汗王朝派遣使臣至北宋，稱宋神宗為“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

不僅于闐，不僅喀什，考古發現，古時新疆地區對中原文化的仰慕與認同是顯而易見的，從漢語作為官方語言在西域的流行，到《論語》《孝經》等儒家經典的大量出土，再到西域諸城郭對中原禮儀制度的模仿……華南師范大學教授、新疆歷史文化學者張弛介紹，1961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昭蘇縣發掘出土了一件漢代鐵犁鏵，這是一種生產效率很高的掘土農具，對提高農業生產具有重要意義，反映了中原地區先進的耕作方法在西域的傳播。兩漢之前，新疆地區的考古資料中未見任何鐵犁鏵類實物，從現有資料看，中原鐵犁鏵傳入之前，新疆地區的耕種工具主要是效率低下的木耜及木質三角形掘土器，“鐵犁鏵傳入西域，帶來了農業生產的革命，西域人民自然選擇向東看。”

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中華民族強大的認同度和凝聚力，不在于族群、血統，而在于文化、文明。新疆師范大學原副校長牛汝極教授經研究大量考古材料發現，回鶻人在漠北時已受唐朝影響，公元840年西遷天山南北，“向東看”加速。從公元10世紀開始，深受中原儒釋道文化的影響，其精神上向東靠攏，深度融入中華文化環境，積極學習踐行儒釋道文化及其價值觀，同時也以開放的胸懷向西借鑒，少部分回鶻人傳習東方教會的基督教信仰。10世紀中葉后，回鶻人原來信奉的摩尼教逐漸被“儒釋道耶”信仰所代替。他用“東融西鑒”來概括回鶻文化精髓：向東融會貫通，向西交流互鑒，由此促成回鶻文化的中華文化屬性和標識。

牛汝極感慨道：“中國歷史確實像有著強大向心力的旋渦，不管是什么人群，進來最后都會成為中國人，最終實現‘合一共命’。回鶻人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中華民族之所以成為中華民族，不是生理的，而是文化的和精神的；有了中華文化，中國人才成其為中國人，中華民族才成其為中華民族！”（肖春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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